在我們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學者，畢生與古籍為伍。 「不關心政治，就等著被糟糕的人統治。」―柏拉圖 當代最具權威性作家， 套用個人創傷的心理療程， 拆解七國如何挺過三大類危局， 借鏡歷史，在動盪中找到曙光。 1979年，伊朗革命、麥加禁寺圍困事件與蘇聯入侵阿富汗相繼發生。 葛塔在《黑潮》中，透過廣泛而細膩的調查，詳盡剖析這三件關鍵大事的前因後果，以及對西亞地區往後的歷史… ★ 蔡英文第一本自傳，揭露她的情感與歷練，吸引你的共鳴與回味。 「洋蔥炒蛋」，是爸爸傳下來的幸福記憶， 募款餐會上的「小英便當」，則集結了臺灣各地的溫暖與期待， 這些菜色簡單樸實卻層次豐富，就如蔡英文的人生滋味。
除了許多人在此獨裁體制中獲得好處外，更多是受到大一統的民族主義所迷惑。 他們相信只有中央集權才能維持國家主權的完整和社會秩序的穩定，繼而可富國強兵，挑戰西方霸權，一雪百年恥辱。 餘教授雖說自己不是儒家，但卻推崇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因為此念一出，天下已非皇帝獨有。 他對五四以來的「徹底反傳統」不以為然，認為儒家在歷史上被當權者用法家和黃老思想扭曲，以支撐「君尊臣卑」的體制。 他試圖還原儒家「庻民議政」、以「道統」制衡「政統」的精神，所以正面肯定歷史上東林黨和太學生鬧事，認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抗議傳統。 例如鮮卑的北魏、契丹的遼、女真的金，更有統一了中國的蒙元和滿清都可以說是「族天下」。
餘英時評政治現實: TNL 網路沙龍守則
中國長期師法西方勞而無功，積累了大量的挫折感、恥辱感和報復心，而這種憎恨卻是從羨慕轉化而來。 餘：「一九○○—四五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作為中學文憑的一個試題，是很正常的。 這是一個歷史論斷，考生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 但無論同意與否，他們都必須列舉可靠的史料，予以論證。
- 這本書是由臺灣印刻出版社出版，由臺灣作家與出版家顏擇雅女士主編。
- 我們都記得，最初在中英談判中，鄧小平曾有「香港五十年不變」的公開承諾。
- 有一篇作者是他學生，稱他為「中國近現代最後一個海外華人買辦學人」，還寫說：「餘氏的買辦性，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他非學術性的時論政論上。」我不禁喊：「夠了！」這才發覺事都可以擱下，趕快編出這本《餘英時評政治現實》要緊。
- 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不但在觀念上是由知識分子提供的，而且最初的發動者也往往是知識分子。
- 但我認為，餘英時獲得讚譽雖然主要憑其史學成就，遭致毀謗卻全是因為政治立場。
可惜，餘英時先知式的洞見，美國朝野二十多年來如風過耳。 二零零六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授予餘英時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奠定其崇高的國際學術地位。 但這僅僅是對其史學研究的肯定，美國政治決策層始終未重視其對中國政治的分析和在對華政策上的建言。 這是美國政府的巨大失策，也是民主政府的一個重大缺陷——托克維爾和梁啓超在訪問美國時都發現，民主政府的運作機制容易造成優秀人才不願加入政府，而庸才主導國家政策，又不願採納民間的高明意見。 餘英時在其生前最後一部着作《餘英時回憶錄》中承認，儒家爲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對共產主義進入中國發生了一種接引的作用。 首先，儒家特別注重“均”的觀念，平均主義的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無孔不入，“爲中國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奠定了一種心理上的基礎，因而纔有一拍即合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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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天下」與「黨天下」中間插入一個「族天下」，是要提醒我們在中共「一黨專政」之前，曾有過清朝的「一族專政」。 作者發表在一九九八年二月號《二十一世紀》的〈戊戌政變今讀〉一文，就是用「一族專政」來解釋為什麼康梁變法根本不可能成功。 二○一一年接受馬國川訪談，也再次用黨國體制比擬滿清政權，指出辛亥革命就是「滿洲黨」緊抓權力不放的自然結果（見馬國川《沒有皇帝的中國》一書）。
- 這種「羨憎交織」的心結，令「來自西方而反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得到上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青睞。
- 農民取替城市知識分子，後者落得靠邊站，甚至在連番政治運動中被打成牛鬼蛇神。
- 書展全面剖析安倍大戰略的本質、歷史淵源，以及對外關係方面涉及到的中國、美國、韓國、東南亞國協、印度、澳洲等印太重要國家。
這樣一來，臺灣從官方到民間，勢必陷於人人自危的境地。 餘英時評政治現實 任何人的任何一句話或行動都可能成為中共動武的藉口。 依照它的估計，在擺出動武的姿態時，臺灣內部必然互相指責，好像「錯誤」永遠出在臺灣這一邊，而中共那一邊反而是「被迫動武」，以維護「民族大義」。 當然，它更希望臺灣方面有人忍無可忍，索性宣佈「獨立」，那時不但臺灣內部的族羣分歧必然激化至沸點，而且它也「師出有名」了。 有一篇作者是他學生，稱他為「中國近現代最後一個海外華人買辦學人」，還寫說：「餘氏的買辦性，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他非學術性的時論政論上。」我不禁喊：「夠了！」這才發覺事都可以擱下，趕快編出這本《餘英時評政治現實》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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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兩千年離我們只有十年了，許多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卻都對二十一世紀的降臨抱著無限的憧憬和期待。 我在〈飛彈下的選舉〉一文已指出，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與一九四五年以前被侵略時代有本質上的不同。 前期的民族主義出於民族求生存的自衛本能，其正當性與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現階段的民族主義則是進攻性，其目標是要使中國在世界上取代「西方」的主宰地位。 所以「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才成為今天最能吸引各地中國人的響亮口號。 獨立成書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給中國海內外與香港的民主派鼓舞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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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老闆如此，自由憲政捍衛者胡佛亦然，再年輕一些的所謂開明學者、文化知識人也逃不掉此一緊箍束縛。 除了傳統民族主義的召喚，也該有個更鮮明的詮解纔是。 餘教授指出，中共從「八國聯軍瓜分中國」談到「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說法根本缺乏歷史基礎，而美國更是在列強中最沒有意欲佔領中國土地的國家。 餘英時評政治現實2025 餘教授指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本來並不強烈，在滿人入主中原後反清情緒並不高漲。 連代表極端民族主義的義和團，因為得到慈禧太后的眷顧，才毅然從「反清復明」改為「扶清滅洋」的主張，可見政治權力如何巧妙地操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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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有像中國、俄羅斯、德國、土耳其、伊朗這些曾有過帝國榮光的今之「哀怨國度」纔可能醞釀出嗆辣夠勁的「羨憎交織」。 本書以漢代的貿易和擴張為中心，全面考察漢代中國人與其他民族之間的對外關係，在廣泛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中，重新審視了漢朝所面臨的經濟和軍事問題，對釐清諸多近年來的史學熱點問題頗有裨益，對瞭解中國歷史有非常重要的貢獻。 謹慎發言：在TNL網路沙龍，除了言論自由之外，我們期待你對自己的所有發言抱持負責任的態度。 在發表觀點或評論時，能夠盡量跟基於相關的資料來源，查證後再發言，善用網路的力量，創造高品質的討論環境。 當然就算沒這本書，這些文章也遲早會收入將來出版的文集。 在我還沒向陳淑平提議之前，就有出版人告訴她打算編全集了。
餘英時評政治現實: 商品評價
習近平的中國，與其說是斯大林的蘇聯的翻版，不如說是希特勒的納粹德國的翻版。 在本已人數稀少的反共羣體中，大部分人未能突破民族主義的魔障，只是形式上反共，而非精神上反共。 他們批評共產黨，卻不願支持圖博、東突厥斯坦、臺灣和香港爭取獨立的鬥爭。 在海外民運及海外華人學者中，有人一開口就是“西藏對中國而言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臺灣與中國統一，中國才能衝出第一島鏈”之類的言論，彷彿他們是中南海國師，其實他們是被中國政府放逐、通緝的流亡者。 本書以倒時序的結構編成，這是很破格的編輯手法。 全部文章以「最後見解」起頭，再續以「六四之後」，最後纔是「六四之前」，如此的結構方式，可見編者對「最後見解」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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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在90年代中期中共政權尚屬韜光養晦，其軍經實力完全無法與美國相頡頏的條件下，「羨憎交織」的說法會予人過苛感受，且欠缺各種後設的排比。 但餘先生談的是本質，是綜觀中共歷史與剖解同情中共者心態所得出的病症說明。 結果20年後看看如今習近平治下的中國，什麼戰狼外交、小粉紅肆虐、一帶一路、強控回藏、鎮壓香港、兵陳南海、緊束臺灣……，俱屬「羨憎交織」的八方箭射。 再次回顧餘先生當日的讜論，祇能驚歎是先知之言。
餘英時評政治現實: 中國未鬆綁年後航班 邱太三：陸方憂疫情變化
餘先生早年在香港生活，更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他對香港有深厚感情，本書中有大量關於香港問題的論述。 餘先生對臺灣的民主改革始終給予肯定，他對臺灣的政治前途﹑臺獨議題以及與中共周旋的立場與策略，也都提出過不少真知灼見。 關於大陸政治前景，餘先生認為中國的出路在「合久必分」，他又斷言中共的解體將不同於蘇聯崩潰。 早在一九九一年，餘英時接受香港《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採訪時就指出，中國的出路是“合久必分”，中國要避免以暴易暴的演變，“最好的辦法是分裂”，“各地自治，讓大一統成爲有名無實的東西”，“大一統解體才能帶來思想解放”。 他的這一構想，比李登輝飽受抨擊的“七塊論”早，也比啓發李登輝靈感的王文山《和平七雄論》早。 一九九九年，餘英時接受旅居法國的安琪訪問，直言“大中國思想是很壞的思想”，“中國老大做慣了，很難適應近代國家處境”，“到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背後最強大的力量一直是民族主義。
中國所有的問題，不是外患的問題，也不是中國人的問題，只是中共的問題，中國人要擺脫苦難的命運，唯有擺脫中共的極權統治。 另外，餘英時的政治評論一大特點，就是對於民族主義的批判，書中有很大的篇幅是著重在此。 「羨憎交織」結閤中共「黨天下」思惟，對內專制、對外張揚，這些都是餘先生論述中共政權與領導人的根本題旨。 由於直指核心，使得餘先生的觀點如滾石般鮮活，一點也沒過激、過時問題。 更重要的是，餘先生考察中國歷史得證，知識人就是在抵抗與馴化之間作選擇，餘先生以其言教身教告訴了世人，祇要無欲、頭腦清明，站在抵抗專制一方是絕對可能的。 但這些附共成員似乎遺忘了30年代西方不少大知識菁英、文化雅士齊心歌誦獨裁、棄置民主的往事，以致今日一步步牢貼於「羨憎交織」的牌位，逐次走向為專制服務的永劫回歸而不覺。
思緒再讓我回到1996年臺海危機前後的言論天地。 餘英時先生當時先後給予《中國時報》兩篇長文極力解析中共政權的思邪走偏。 「黨天下」的概念是四十年前由儲安平叫響的（恐怕不是他最先發明的），他為此付出了最沉重的代價。 中國政治的「現代化」是不是到「黨天下」便已臻止境了呢？ 如果接受和平轉移的原則，人們又應該作些什麼準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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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德」不足或竟「無道」的時候，皇帝便不免「與天下為敵」，而首先是與他的統治機器——政府組織——直接衝突。 這時他的「家天下」便越來越沒有社會基礎，只有依賴外戚、宦官維持他的統治了。 餘英時評政治現實 餘英時評政治現實 這是「家天下」最脆弱的地方：它沒有確定的統治集團作後盾。 一般地說，「家天下」的王朝在初創時期多少能給人民以某種期待——這是它「得天下」的根據，再下去便靠不住了。 起因是傳記與訪談集陸續出版，內容都缺一塊，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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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結久已盤踞在不少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心靈深處，不是中共所能炮製得出來的；問題是中共為了延續其政權的生命，正在多方面挑動並操縱這個最具威力的情結。 這又和希特勒當年運用德國人的民族情結以推銷其「國家社會主義」，先後如出一轍。 最近有本書《希特勒心甘情願的劊子手》，作者Daniel Jonah Goldhagen詳細舉證說明：在這場絕大的悲劇中，無數普通的德國人都逃不掉屠殺猶太人的責任，不過有的親自行刑，有的縱容默許罷了。 中共今天刻意發展「反臺灣意識」是和它在大陸內部嚴防「西方」的「和平演變」精神上完全一貫的，如最近再倡的「反西方資產階級精神汙染」。
讀這兩篇可知，他認定民主背後需要有文化的支撐。 但他沒說學校應該教什麼或怎麼教，只籠統說要培養人文素養。 他還說，無法抗拒中共宣傳，就是沒有人文素養的表現。 讀到這裡，讀者應該可以明白餘英時所謂的「人文素養」並不是指飽讀詩書，不是從小讀經。 《餘英時評政治現實》這本書，值得每一個反抗中共暴政的中國人、香港人、臺灣人、圖博人、維吾爾人、南蒙古人仔細閱讀，也理應成爲關心中國議題的西方讀者特別是對華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參考書。
這正是因為德國人把猶太人看成「西方資本主義」的象徵。 德國民族主義者在沒有把握正式向西方宣戰之前，便先以屠殺猶太人來滿足他們「羨憎交織」的激情。 「黨天下」是二十世紀的新現象，在結構上它是從外面（前蘇聯）移植過來的。